【摘要】近年来，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我国对外文化需求始终处于增长状态，社会方方面面受到了来自外国文化的强烈冲击。我国越发重视加强文化软实力，实行文化输出战略，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。由此产生了对翻译的大量需求，对广大翻译人才提出了很大挑战。而对翻译策略的探讨，虽从未停歇，但也因为古今中外的求证论述而使翻译观念变得更为科学严谨。笔者在本文尝试就“透明” 翻译策略所引发的两种不同翻译观进行对比分析，以期对日后大家的翻译活动有所启发。 
　　【关键词】“透明”翻译策略 归化 异化 文化立场 
　　一、翻译中的“透明说” 
　　“透明说”也叫“隐形说”，无论是透明还是隐形，说到底，就是要让译者“不可见”，这一观点在传统翻译理论中有很多论证。“透明”翻译策略是指译者在翻译中完全遵循原作者或原作，不流露个人色彩及主张，让译者不留痕迹地毕现原著精神，让读者感受不到译者的存在——无论对对作者还是对读者来说，这都无疑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境界。对于这种境界，俄国的果戈里曾有一句熟悉的名言加以描述：“理想的译者应成为一块玻璃，透明得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”，成为了“透明说” 的一句十分经典的阐释；而钱钟书也曾以“化境”一词加以概括。从二位的观点中可以看出，人们普遍是以积极的态度看待“透明说”这一理想境界的，许多翻译家都非常向往这一理想境界，使其成为很多翻译家坚持努力靠近的目标。 
　　二、“透明说”引导下的“异化”和“归化” 
　　1.何为“异化”、“归化”。虽然“透明”翻译策略受到众多追捧，但是在其引导下，翻译界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即不同译者对“透明”的策略出现了不同的理解，进而导致了“异化”和“归化”两种不同的结果。有的翻译家理解的“透明”，就是翻译中不要留译者的个性和主观色彩，一切以原文为依归，调动一切手段，努力把原文的形式价值与精神风韵都“原汁原味”地传达给读者；便有了“异化说”。而另一些翻译家理解的“透明”着重于在译文中不留生硬牵强的翻译痕迹，让译文读起来不像译文，就像原作者的写作；因此，译者不得不“以纯粹的母语”去处理原作中的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。于是便出现了“归化”。简单来说，“异化”就是译者站在出发语文化的立场上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，迁就外来文化语言特点，保留原作异国情调；“归化”是译者站在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，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，用地道的本国语言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。 
　　2.实例分析。由“透明”翻译策略引出的“异化”与“归化”到底哪个更适合用以从事翻译实践呢？近几年来在我国翻译界一直争论不休；笔者举几个学习过程中积累到的例子与大家一同分析，进而对二者加以体会： 
　　①—Why should a man never tell his secret in a corn field？ 
　　—Because it has too many ears. 
　　“异化”式翻译：——为什么人千万别在玉米地里说秘密？ 
　　——因为地里有很多“耳朵”（“穗”）。（注：英语中的”ear”除了“耳朵”外，还有植物的“穗” 的意思，英语原文采用了双关的手法。） 
　　“归化”式翻译：——为什么人千万别在墙根底下说秘密？ 
　　——因为“隔墙有耳”。 
　　分析：此例的异化翻译无法直接再现原文的双关意味，只能通过添加译者注来加以阐释，显得繁琐。而立足于中文背景的归化式译法则读来更为通顺达意，但也存在改变原文意象的遗憾。 
　　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 
　　“异化”式翻译：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not make a meal without rice. 
　　“归化”式翻译：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no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. 
　　分析：对于汉译英，需要注意目的语读者是讲英语的人，所以“归化”翻译是面向英语读者的，“异化”翻译则是字对字的直译。 
　　3.名家的选择。审视近代以来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状况，包括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21世纪一百三十多年间的中国文学翻译情况，会发现归化论占了主导地位；其中，包括林纾、朱生豪等很多著名译者均采取了归化的策略。这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，中国翻译尚未成熟，大多为作家的译者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度不够，所以导致这一时期除了鲁迅之外，大多都坚持归化论的策略；鲁迅主张坚持“硬译”的立场，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在于益智，因此必须保持原文异国情调，有时甚至“宁可译得不顺口”。20世纪后期，一些翻译理论家开始反思这种党“同”伐“异”的翻译文化观，开始强调“异”与“同” 的辩证关系，以期促进我国文化交流事业发展。 
　　三、如何选择 
　　可以看出，所谓“归化”与“异化”，实际上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。译者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使者，面对的是出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，因而笔者认为，在从事翻译实践时，应极力避免采取极端化的“异化”和“归化”策略，试图把“交流和沟通”作为翻译活动的根本宗旨；同时，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，译者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应该从单一的方法技巧层面走出来，并将其上升到文化表达和重构的高度去审视和探讨，也许只有这样，才能找到更为平衡的翻译策略。 
　　参考文献： 
　　[1]严辰松.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[M].上海：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，2005. 
　　[2]郭延礼.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[M].武汉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8.